（本文原载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参考消息翻译。）

这在当时可能是夸大其词。但当欧洲人担忧贝拉克·奥巴马当选总统将意味着美国对欧洲的兴趣减弱时，他们并非错得离谱。奥巴马是美国首位太平洋总统，这也使他成为首位非大西洋总统。他的“重返亚洲”战略原本不需要远离欧洲——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如果还有人怀疑奥巴马把重点放在了欧洲（和中东）以外，那么这些怀疑在过去一年应该已经消散了。他的继任者能回复跨大西洋联盟吗？等他卸任的时候，跨大西洋联盟还能剩下多少呢？

答案是非常不确定的。在安格拉·默克尔决定向叙利亚难民打开德国的大门后，就连国内盟友都疏远了她——更不要说奥地利、波兰和法国这样的邻国了，它们明确拒绝接受她的这一举动。结果，已经紧张的欧洲计划吉凶未卜。

美国在意吗？如果你去询问美国主流的外交政策学者——就是布鲁金斯学会、外交学会和其他机构中的政府顾问——答案是非常肯定的。美国两党精英始终支持跨大西洋联盟，他们仍将其看作美国领导的全球秩序的基石。

但这些智库仍停留在20世纪。政客们不再像以往那样尊重他们。奥巴马政府的顾问们称许多智库所在的华盛顿马萨诸塞大道是“阿拉伯人占领的地方”，因为他们从海湾国家要来了大量资金。包括唐纳德·特朗普在内的一些有望接替奥巴马的人很少踏足这些智库，他们对于美国远离北约会感到很高兴。

在其他参选人中，只有希拉里·克林顿和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符合传统性格。他们的选战顾问中有许多大家熟悉的面孔。但是，即使是他们也会认同奥巴马对欧洲“搭便车者”的失望情绪。

要想复兴我们所认识的西方有两个重大障碍。

第一个是叙利亚危机。在大西洋两岸，很难有人相信上月土耳其和欧盟签署的协议能撑过2016年。土耳其统一阻止叙利亚难民涌向欧洲的协议建立在其公民可以免签进入欧洲以及恢复加入欧盟谈判的假设基础上。一旦这两个谎言被揭穿，土耳其就会重新打开让难民进入的阀门。如果在美国还有对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是否是独裁者的疑问，那么上周在布鲁金斯学会他的保镖粗暴对待批评其政权的记者时，这种疑问就应该消除了。土耳其将没有机会受邀加入欧盟。

焦点重新转移到美国身上。无论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多么努力试图通过外交渠道解决叙利亚内战，都比不上奥巴马缺乏兴趣。没有白宫的大力支持，克里的任务显得不切实际。

奥巴马不愿向叙利亚派兵是可以理解的。他去年承诺要接收一万名叙利亚难民，但美国只安置了1300名。在卸任前，他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上周，奥巴马政府向联合国提供了1000万美元，用于解决叙利亚难民问题，这还不到美国一次导弹袭击的成本。希拉里可能会比奥巴马更加积极。但她也会收到民意限制。欧洲暂时不能指望华盛顿来解决叙利亚问题。而她自己也无能为力。

第二个障碍是大西洋两岸日益崛起的民粹主义。无论是英国的“脱离欧盟”运动，在民调中风头远胜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的马丽娜·勒庞，还是特朗普在美国的崛起，他们的动力都是远离“西方”。

欧洲能将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实施的制裁维持多久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值得提醒的一点是，默克尔——而非奥巴马——在实施这些制裁上发挥了作用。

此外，如今在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而非美国才是主导者。美国将领证实，俄罗斯对阿勒颇和其他地方的轰炸是蓄意“将难民作为武器”来削弱欧洲。到目前为止，俄罗斯不得人心的战略似乎在发挥作用。但这也是一种战略。西方面临的问题在于，它仍缺乏类似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