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苏力老师新书《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结语一文，观察者网经“雅理读书”授权转载。特此编发，以飨读者。】

本书涉及了许多中国历史，但这是一本理论著作。这个附录试图回答，为何有此追求？何以可能？以及如何落实？我知道，如今这个年代，不大会有谁关心甚或会察觉这其中有问题，但我不能自欺。更何况，这些也是些有智识意义的问题。

历史的“一家之言”

自打有了文字，人类就开始按时间来记人记事。但记录的同时也一定要求理解，无论是人还是事，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这些理解，在相当程度上，也会影响人们，记录什么，不记录什么，甚至是能看到什么，看不到什么。这甚至也就是研究，即便无研究之心意。

但即便追求记录客观真实，这种记录\理解\研究仍会受到至少两个重大但不易自觉的制约。一是记录者与他的同时代人分享的对世间万事万物关联性的判断和理解。例如，古人更多记录天象与政治的关系。今人通常不会。在今人看来，这两者会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套事。另一是受制于记录者的生命长度，限定了可能进入记录者视野的人和事，无论是其自身经历的，或是了解前人的记录。这就会限制记录/研究者对许多人和事之间的相关性（因果关系）的理解和判断，因为人事相关性的时间跨度可能大大超过记录者的视野。

例如，司马迁记录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了解这一决策在此后几十年间对汉代社会和政治的影响。但司马迁不大可能察知、预判或理解这一决定的重要功能之一，或许是，因其圈定了选拔政治文化精英的考试范围，作为一项国家发布的鼓励民间文化投资的指南，为多年后在全国推行科举制奠定了社会基础。这一决策的宪制意义，在我看来，大大超过了多年来通常认为独尊儒术“禁锢思想”的效果。事实上，这个所谓的“效果”完全是虚构的，更多是从“独尊”这个概念推出来的。因为我们首先就没法想象：如果没有这个“禁锢”，汉代或后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甚至大致会是如何？

我也不认为独尊儒术的效果是划定考试范围这个说法就一定“真”。我只想借此来指出，随着历史的延展以及记录的积累，人的视野有可能开阔，人们对世界万事万物相互关联会有更多新的，并筛选着各种，猜测和想象。超越个体生命的时间跨度，甚至超越一代甚至几代王朝，研究者在更大时间跨度中去重新理解一些人和事，或许对历史有新的理解。一旦如此努力，这就意味着，必须弱化，甚至完全不再，以稳定、均质的时间序列来组织自己看到、获悉和理解的人和事，而是以其他结构和组织方式来记录和表述研究者关心的一些人和事。这本身意味着研究者对历史更多的主观勾连、结构和塑造。借助他自己认定的，也必须是他的时代可能接受认可的，关于过往的人和事之间的关联，来表达阐述他对历史上的许多人和事之间关联的主观和系统的理解，包括一些或不少基于这种主观理解的编织和创造。“说真话的愿望有多么强烈，受到的各种干扰就有多么大……以真诚的愿望开始讲述的故事，经过巨大坚忍不拔的努力却变成了谎言……”只是别对这里的“谎言”做道德贬义的理解。

其实从《左传》到《史记》就有了这种变化。在《左传》中，时间是组织结构作者眼中一切人事的自然架构；作者把对人和事的理解、分析、判断，其中自然有他的世界观或理论，都隐藏于编年史的时间自然序列中。在《史记》中，具体的人和事仍按时序展开，但时间的组织结构人和事的功能已开始后撤，司马迁其实更多是按他自己认定的一些道理或事理来筛选、组织和表达他掌握的那些有关往昔的记录和信息。陈涉早年务农，做过的事，说过的话，一定很多，不会只有“苟富贵，勿相忘”或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之类的。我甚至就不相信他真的说过，顶多这也只是传闻证据。并且，我还相信，司马迁把这两句话写入《陈涉世家》，不大可能是经他考证，发现陈涉确实说过此话；更多会因为，在司马迁看来，这件事与陈涉后来作为秦末重要人物的行为和性格重要相关。换言之，更可能因为，他认为陈涉应当说过这么一句话——因此有极大可能这句话是司马迁为了“刻画”陈涉特意编出来的。

因此，尽管一直被视为历史学家，司马迁明确表达的自身追求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更像是一位注重经验的社会理论家的学术宣言。他似乎想尽可能抽身于日常生活情境和利害之外，从“道”或“永恒”或类似“上帝”的立场和眼光俯瞰世事沧桑，发现、理解并讲清其中的道理。在这种视角下，历史，无论有关一人、一家、一族、一国甚或人类，相对于人类数百万年的历史，相对于“道”或“永恒”，其实一定只是“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当挤干了或剥除了时间，对历史的这种个人化理解和叙述，自然就是一种理论。

本研究追求的也就是对历史中国构成/宪制的这样一种理解，从现有历史记录中挤干或剥除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