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汤姆·尼科尔斯】

1974年夏天，理查德·尼克松压力巨大，酗酒过度。在白宫与两名国会议员会面时，他辩称，仅仅因为民主党竞选总部发生的“小小盗窃案”就弹劾总统简直荒谬。据北卡罗来纳州国会议员查尔斯·罗斯回忆，尼克松当时说道：“我走进办公室，拿起电话，25分钟内，数百万人就会丧命。”

这位第37任总统很可能是在试图表达总统职位承担的巨大责任，而不是发出直接威胁，但他已经将明显的非理性——他的“疯人理论”——融入美国外交政策。尼克松曾下令在北极部署携带核弹的B-52轰炸机，以威慑苏联。他曾敦促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搞点大的”，考虑在越南设立核攻击目标。随着总统任期的瓦解，尼克松陷入了愤怒的偏执之中。然而，直到他辞职的那一刻，核武库的“指挥与控制”——一个复杂而精密的系统，允许总统发射足以摧毁城市、杀死数十亿人的武器——仍然掌握在尼克松这个不安分的人手中，就像他二战后的四位前任一样，也将永远掌握在他的继任者手中。

八十年来，美国总统始终拥有下令使用美国核武器的唯一权力。如果这位总司令想要发动突然的、无端的打击，或升级常规冲突，或以全面核战争报复一次核侵略，那么选择权完全在他手中。这项命令不得被美国政府或军队中的任何人撤销。他的权力如此绝对，以至于几十年来，核武器在国防界一直被称为“总统的武器”。

几乎每位美国总统都会经历情绪不稳定、判断力受损的时刻，无论这种时刻多么短暂。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曾因心脏病发作入院，引发了一场关于他是否适合担任公职和竞选连任的全国性辩论。约翰·F·肯尼迪曾秘密服用强效药物治疗阿狄森氏病，这种疾病的症状包括极度疲劳和情绪不稳定。罗纳德·里根和乔·拜登在晚年与高龄带来的虚弱作斗争。而此时此刻，一张写有绝密密码的小塑料卡——总统开启美国核武库的私人钥匙——正放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口袋里，他正专注于展现统治力，对敌人（无论真实的还是想象的）怒不可遏，并让错误信息左右决策——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局部战争一触即发。

冷战结束后近30年里，人们对核战争的担忧似乎有所消退。随后，美俄关系冻结，特朗普步入政坛。选民们把核密码交给了他——不止一次，而是两次——尽管他曾宣称要对另一个有核国家发动“烈焰与怒火”。据报道，他曾质问一位顾问，如果美国无法使用核武器，为什么还要拥有核武器？如今他却呼吁将美国的核武库存增加近十倍。

1957年，美国军方在内华达州进行了名为“普伦伯行动”（Operation Plumbbob）的系列核试验 图自：美国能源部

俄罗斯曾多次扬言要在与乌克兰的战争中使用核武器，而乌克兰位于四个北约盟国的边境上。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核大国，今年5月，两国在克什米尔地区再次爆发暴力冲突。朝鲜计划改进和扩大其核力量，这将威胁到美国城市并进一步激怒韩国，韩国一些领导人正在讨论是否应自行研制核弹。今年6月，在以色列宣布决心一劳永逸地消除伊朗对其生存构成的潜在核威胁后，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发动了袭击。

当任何一场冲突爆发时，采取核打击的选项都取决于指挥和控制系统，而这又取决于总统的权威——以及人性。自二战结束以来，这种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如今，它仍然有效吗？

世界末日可能就是这样开始的。无论总统是下令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还是回应针对美国或其盟友的袭击，流程都一样：他首先会与高级的文职和军事顾问商议。如果他下决心使用核武器，总统会调取一个皮革包裹的、名为“足球”的铝制箱子，重约45磅。它由一名军官助手随身携带，无论总司令走到哪里，他都紧随其后；在许多总统出行的照片中，你都能看到助手在背景中拿着这个手提箱。

这个箱子里没有核“按钮”，总统也没有任何其他方式来亲自发射武器。它是一种通讯设备，旨在快速可靠地将总司令与五角大楼联系起来。它还包含攻击目标的选项，这些选项都列在层压塑料片上（据见过的人说，这些塑料片看起来像丹尼餐厅的菜单）。这些选项大致根据打击规模划分。目标组是保密的，但从事核武器工作的人士长期以来一直开玩笑说，它们可以分为“半熟”、“中等熟”和“全熟”三个等级。

一旦总统做出选择，“足球”就会将他连接到五角大楼的一名官员，该官员会立即使用军用语音字母发出挑战代码，例如“Tango Delta”。为了验证命令，总统必须从口袋里的塑料卡（绰号“饼干”）上读取相应的代码。他不需要获得其他许可；但是，房间里的另一位官员，可能是国防部长，必须确认使用该代码的人确实是总统。

五角大楼指挥中心随后将在两分钟内向空军和海军的核部队发出具体的任务命令。无论是在北美大平原地下深处的发射中心，还是在北达科他州和路易斯安那州跑道上的轰炸机驾驶舱，或是潜伏在大西洋和太平洋深处的核潜艇上，所有人员都将收到目标组、代码以及使用核武器的命令。

如果敌方导弹来袭，这一过程将被压缩到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内。从大西洋的俄罗斯潜艇发射的核武器，在被探测到发射后仅需七八分钟就能击中白宫。确认发射的过程可能需要五到七分钟，官员们还要排除技术错误。

美国和俄罗斯均多次发生过失误。据爱德华·卢斯新出版的布热津斯基传记所述，1980年6月，吉米·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半夜接到了军事助理的电话。助理告诉布热津斯基，数百枚——不，是数千枚——苏联导弹正在袭来，他应该准备叫醒总统。在等待军方确认袭击消息期间，布热津斯基决定不叫醒妻子，因为他觉得与其让她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情，不如让她在睡梦中死去。

助手回报，是虚惊一场。有人意外地将训练模拟信息输入了北美防空司令部的计算机。

在真正的袭击中，几乎没有时间进行深思熟虑。只有时间能让总统对系统充满信心，并对全世界的命运做出当机立断的决定。

广岛的毁灭改变了战争的性质。战争或许仍会使用常规炸弹和火炮，但现在，核武器可能瞬间摧毁整个国家。世界各国领导人凭直觉意识到，核武器不仅仅是军事指挥官手中的另一种工具。正如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1945年对美国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所说：“火药是什么？微不足道。电是什么？毫无意义。这颗原子弹是愤怒的二次降临。”

哈里·杜鲁门对此表示同意。他从未怀疑过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必要性，但他迅速采取行动，从军方手中夺取了这些武器的控制权。长崎原子弹爆炸的第二天，杜鲁门宣布，未经他的直接命令，不得使用任何其他核弹——正如曼哈顿计划负责人莱斯利·格罗夫斯少将后来所描述的那样，这与杜鲁门此前对原子能问题的宽容“不干涉”政策截然不同。当第三颗原子弹准备好投向日本时，杜鲁门建立了对核武库的个人全权控制。商务部长亨利·华莱士在2025-08-03的日记中写道，杜鲁门不喜欢杀死“所有那些孩子”的想法，并补充说，总统认为“再消灭10万人太可怕了”，不值得考虑。

2025-08-03，旧日本帝国外务大臣重光葵在美国海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投降协议 资料图

1946年，杜鲁门签署了《原子能法》，将核武器的研发和制造牢牢置于文职部门的控制之下。两年后，一份当时高度机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明确规定了谁是负责人：“战争期间使用原子武器的决定权应由总统定夺。”

美国军方急于使用核武器并非无稽之谈。1949年，苏联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时，一些军方官员敦促杜鲁门先发制人，摧毁苏联的核计划。“该死，我们正在打仗！”奥维尔·安德森少将说道。“只要我下令，一周之内就能摧毁苏联的五个原子弹基地！等我去见上帝后，我想我可以向他解释为什么我想趁现在——趁为时未晚——就这么做。我想我可以向他解释，我拯救了文明！”

美国空军很快解除了安德森的职务，但这位将军并非孤身一人。美国政界、知识界和军界的高层人士都支持对苏联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但只有总统的意见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