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文扬】

2024年新年伊始，特朗普在党内初选的强势归来，给今年的美国大选乃至美国政治走向注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然而，这不是问题的全部，更具有确定性、更为影响深远，也更值得中国密切关注的，则是拜登政府对其全球战略计划的步步推进。这个计划已连续执行了三年，新年以来又有了新的进展。

特朗普视觉中国

1月27日，北约秘书长延斯 · 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开启他的6天美国之行，为敦促美国国会批准新的援乌资金，他在讲话中强调中国是“最大的长期挑战”这一主题。这显然反映了拜登计划的执行结果。

从三年前欧盟面对美国将战略重心转移到印度-太平洋地区最初的不知所措，到今天北约秘书长为协调各方应对所谓“中国威胁”反过来到美国做工作，中间的转折点正是2021年6月在英国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和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年度首脑会议。北约的设计初衷是在欧洲遏制俄罗斯，然而，通过拜登对美国与欧盟战略关系的重新修复并说服盟国接受其计划，北约在当年首次宣布中国为“全球安全隐患”。

1月30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杰克 · 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发表题为“中美关系的未来”的演讲。他鼓吹了这三年来的工作成绩，其中特别提到拜登政府以“几年前还不可能甚至无法想象的”方式，加强了美国与盟国和伙伴之间的紧密联系，将印度-太平洋地区盟国和伙伴与欧洲盟国和七国集团联系起来，并在遏制中国的战略中采取一致行动。

2024年1月中旬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正好提供了一个显示各国最新的一致立场的绝佳机会。安东尼 · 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选举结果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发出了“贺电”，随后拜登在记者招待会上做了简短表态，相当于向美国的盟国和伙伴发出了行动信号。随后，英国、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甚至包括新加坡和菲律宾等国，通过统一口径表明了这些国家在对抗中国战略上的“一体化”进程。

这就是美国全球战略计划步步推进的现实。虽然隐藏在“有效管理竞争”“避免发生对抗”等缓和性话语之下，但却在“如果中国继续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湾海峡进行挑衅，我们将与盟友和伙伴密切合作，予以反击”这种侵略性话语当中露出了整个计划的锐利锋芒。

新的现实需要新的思维定式和新的解释框架。本文认为，将拜登政府近三年来的所作所为综合起来看，完全可以用“帝国计划”来定义拜登政府的这个以对抗中国甚至打败中国为总目标的全球战略计划。因为通过该计划构建起来的这个“几年前还不可能甚至无法想象的”，以美国为核心、以美国的盟国和伙伴为外围，通过一系列多边和双边防务协定和联合声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形政治组织，实质上就是一个21世纪的新型帝国；它具有历史上各个大型帝国的共同特点，又带有新型帝国的明显特征。

一、帝国计划的起源

帝国计划是拜登团队的杰作，但该计划的起源是特朗普推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大转型。2017年12月，也就是特朗普主政11个月后，白宫发布了新版《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与2015年2月的《国家安全战略》相对照，其对华表述有了明显不同，两年前是“我们与中国的合作范围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我们仍然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保持警惕，而且我们反对在解决领土争端中进行恐吓的任何做法”，新版是“中国和俄罗斯挑战美国的权力、影响力和利益，试图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

这一修改意味着，经过了长达几十年围绕中美关系定位的反反复复，中国终于不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strategic partner），而被确定为战略竞争者（strategic competitor）。

在特朗普四年任期内，以2017年版白宫《国家安全战略》和紧随其后的五角大楼《美国国防战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为指南，在此后直到2019年11月的两年时间里，陆续又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的《美国印度-太平洋战略框架》（US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Indo-Pacific，2018年2月）、国会通过并由总统签署的《美国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US 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2018年12月）和美国国务院的《美国印度-太平洋战略报告》（US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2019年6月）等多个带有很强针对性的战略文件出台。

2017年版白宫《国家安全战略》资料图

至此，可以认为，美国对华政策争论中主张遏制和对抗的一派（遏制派）最终取得了自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空前的大胜，而主张通过与中国接触并将中国纳入国际机构和全球贸易，使中国成为“良善行为者”（benign actors）和“值得信赖的伙伴”（trustworthy partners）的一派（接触派）声音大减。考虑到遏制派关于“中国威胁”的观点和论据由来已久且一致性很强，不难预计，这一套言论演化成“自我实现的预言”的可能性也随之大增。

2021年，拜登接替特朗普主政白宫，新政府大范围推翻了前任政府的各项政策，但保持了对于这个战略大转型的继续推动。其说辞有三：

其一，尽管上述战略文件是在特朗普任期内出台的，但并非特朗普及其同僚的工作成绩，背后其实是美国政府中一群政策制定方面的专业人士努力推进的一个严肃且连贯的议程，其结果被认为是“整个美国政府处理与中国之间战略竞争的蓝图的开始”；

其二，虽然这些文件勾画出了基本战略，但由于特朗普并非一个合格领导人，美国国家机器中最重要的几个战略部门，如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等，都不情愿配合特朗普的工作，这一战略的贯彻执行只能由拜登政府来领导；

其三，在具体做法上，特朗普政府更具对抗性，而不是竞争性，而且低估了盟友和伙伴的价值，拜登政府制定了自己的方法，即布林肯归纳的“投资、协调、竞争”，这被认为是更有效的执行。

就这样，尽管拜登本人直到2019年之前都不是一个对华鹰派，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转型还是在特朗普与拜登两个任期之间完成了继承和发展。2021年初，拜登开始其任期，搭建了一个主要由对华鹰派人物组成的幕僚班子，包括国务卿布林肯、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 · 坎贝尔（Kurt Campbell）、中国事务协调员杜如松（Rush Doshi）等。正是在这些人的大力协助下，拜登顺理成章地接过了这一长期任务，并以一种显著区别于特朗普团队的方式加速推进。

2021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战略竞争法案》（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利用其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技术和意识形态力量，成为美国一个战略性的、紧逼性的、全球性的（a strategic, near-peer, global）竞争对手”，并责成拜登政府确保美国及其盟国“通过航行自由和商业自由流动等方式，不受限制地往来（印度-太平洋）地区，并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既不能支配该地区，也不能胁迫位于这一地区的邻国”。

一年之后，拜登政府发布了它自己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的威胁描述为：“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意重塑国际秩序，又拥有日益强大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来实现这一目标的竞争对手。北京雄心勃勃地在印太地区扩大势力范围，并成为世界的领导力量。”而同月晚些时候发布的2022年《美国国防战略》则明确表示：“（该报告）指示国防部采取紧急行动，维持和加强美国的威慑力，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本部门的主要挑战。”

拜登团队认为，由于特朗普肆意破坏美国与盟友的关系，毫无章法地发动贸易战，危险地支持右翼极端主义势力，频频导致国内政治的不稳定甚至触发了“国内恐怖主义”，这不仅削弱了美国对抗中国的能力，而且事实上进一步为中国扩大影响力创造了机会。

因此，该团队必须在这几个方面大大改变前任的做法，减少其中的自相矛盾和不确定性，更加有力地推进与中国进行全面对抗的战略。所以，无论拜登与特朗普的差别有多么大，但在对抗中国并让美国为可能的冲突做好准备这个大目标上，拜登实际上是在多个重要方面进一步巩固并加强了原计划。

正是连续两届美国总统接力式的推动，美国终于完成了这个被《经济学人》称为“自尼克松访华五十年来美国外交政策最具戏剧性的突破”。到目前为止，其中所包含的重大战略含义尚未全部展现出来。但有一点确定无疑：中方近年来反复强调中国的发展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而导致这一局面的主要因素之一正是美方的这个战略“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