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汉：

今天我想跟各位谈谈，中国政治学者如何在比较政治学领域进行突破与超越，也同时分享一下我个人过去三十多年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心路历程。

首先，我要跟在座的年轻老师与研究生说：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你们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有巨大的潜力可以突破与超越当前西方主流政治学的窠臼。希望你们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因为当前高度美国化的比较政治学无法摆脱西方中心世界观，受限于僵化的意识形态立场，所以存在各种缺失、偏颇，与盲点，也留下巨大的知识与思想真空有待填补。

美国的主流政治学者，在面对非西方世界全面兴起，全球秩序快速重组，以及西方社会普遍出现的资本主义危机与民主治理失灵等问题时，在思想与理论上苍白而无力。尽管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披着光鲜亮丽的高度科学化之外衣，但实际上却缺乏时代关联性，缺乏实践上的价值。对于西方国家当前的政治经济危机，基本上是束手无策。

在上个世纪，我也曾经仰视美国的民主体制，也曾经对第三波民主化充满了憧憬。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一连串的历史事件给我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逼着我不得不进行反思，并重新思考观察与理解这个世界的不同视角。

首先，我做了大量新兴民主国家的比较研究，发现他们移植了西方的宪法架构与代议民主体制后，政府体制的治理品质不但没有明显提升，反而频频出现倒退；贪腐问题有增无减，经济发展也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所得分配愈来愈贫富悬殊，政治人物为了选举动员刻意操弄族群、宗教、地域与认同矛盾，导致社会严重撕裂。

这些让人不禁怀疑，九十年代以民主转型、民主巩固为核心概念的研究议程是否过于狭隘，是否仅仅触及表象？这些研究议程反而让我们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能力建设问题、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障碍、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对这些国家的制约，以及这些社会原本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与严重社会不平等的深层来源。

小布什总统任内发起两场战争 图自美联社

在“911”事件爆发后，小布什政府疯狂地发动对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更让我对美国民主体制的本质进行反思。策划这两场血腥战争的关键人物，就是副总统钱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他们利用美国民众在“911”之后心灵受创、草木皆兵的焦虑，以及强烈的报复情绪，趁机推动他们改造伊斯兰世界的疯狂计划，锁定的首要目标就是阿富汗的塔列班政权以及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他们还打算在阿富汗及伊拉克战争后，继续对苏丹、叙利亚、利比亚、伊朗执行政权铲除政策。他们狂妄的以为自己像是上帝一样，要把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政权逐一铲除，然后建立美国可以掌控的亲西方政权。

这三位鹰派核心人士的主张，居然可以主导小布什国家安全团队的决策、可以让所有的美国主流媒体同声附和、可以轻易地裹挟美国国会的两党精英，还试图用捏造的情报与虚假的道具来欺蒙联合国安理会。他们心知肚明萨达姆政权没有储存化学武器，但执意欺瞒世人来合理化这场荒诞的入侵行动。最终，伊拉克战争导致25万伊拉克平民死于非命，数百万伊拉克人流离失所，让超过150万美国士兵前往伊拉克服役，牺牲4500名美国军人，导致3.2万美军受伤。美国在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上的总花费，高达4兆到6兆美元之间。

如果国际社会有正义可言，钱尼、拉姆斯菲尔与沃尔福威茨应该为他们的战争罪行受到严厉惩罚。小布什政府犯下如此严重的决策错误，不但没有被追究政治责任，还顺利当选连任。让人不禁要问，这个政治体制有真正的问责功能吗？所有美国人所自豪的权力制衡机制都没有发挥作用，才有可能出现这样荒诞的决策，让美国长期深陷他们自己挖的泥沼之中。也让我不得不对美国政治体制的本质重新思考。

中国学者从事比较政治学研究，要如何超越与突破西方主流政治学的窠臼，我想提出五点建议：

第一，要追求学术自主发展，就要掌握与引领学科发展核心概念的话语权。例如如何定义“政治”与“公共领域”、如何界定比较政治的范畴与核心议题，对这些研究典范议题都需要有批判性的反思，要超越西方中心世界观。

过去欧美比较政治学以“政体类型”为核心概念所发展的研究议程是非常狭隘的，甚至是偏颇的；西方主流政治学所给定的“有限政府”、“权力分立”概念，以及国家管辖权的边界，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中国政治学者不应该盲目的跟随。这些核心概念应该如何界定，涉及意识形态立场，涉及核心价值，以及不同文明体系的历史经验，不能轻易以为具有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