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我们还应该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并不神秘》一书的失败。1970年，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出版了《批评的语言和人类的科学》一书，“后结构主义”即“解构”的理论开始在欧美学术界流行起来。它在历史学中体现是，人们开始认为传统史学所相信的客观真实的事实是不可能有的，有的只是关于过去的“可能的叙事表达”。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黄仁宇想要用一种线性的、前进的简单历史逻辑来解释中国历史，便很有可能被批评家们视为一种倒退。作为同时代的汉学家，史景迁的经历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他那种“叙事再生”的写作风格，尽管让他被人讥讽为“失败的小说家”，但却有助于推销他的作品。1974年，史景迁的《中国皇帝：康熙的自画像》很快就被接受出版了，而另一本著作《王氏之死》虽然经历了小小波折，但也在1978年顺利面世，并很快登上畅销书榜。

1975年，黄仁宇另起炉灶，开始创作《万历十五年》。在这本书中，他更多地表现出美国学术界对学术作品“名目及形式”要求的尊重。写作过程中，黄仁宇开始积极参考前辈的意见，他把一个时代中几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的生平经历整合在一起，用倒叙手法，将“朝廷仪式、宫廷生活、地方政府、边疆防御、军队战术、武器、补给系统、控制用水的工程、税制和司法事宜、家庭工业的本质、城市商人的业务范围、官僚的生活、他们的哲学、甚至于他们的超自然信仰”精心安排在一年的时间线索内。该书还采用了丰富的视觉材料，使读者可以想象出明代高级文官官服补子上白鹤翩翩起舞的形象。但是，作者却担心听觉材料的不足，可以复制和引用的对话不够多——芮沃寿提醒他要谨慎处理这个问题。事实上，黄仁宇在一点上做得不错，即便没有一句来自现场的对话，我们仍能感受到万历皇帝问难首辅时的不甘心，以及申阁老左挡右推、大耍“太极”功夫时的老奸巨猾。

《万历十五年》之后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也算是了结了黄仁宇的一桩心事。他完全没有想到这本书会如此畅销，更没想到此书在1982年和1983年两次被提名为美国图书奖历史类好书，连著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都在《纽约客》上写了相关书评，称赞《万历十五年》“具有卡夫卡小说《长城》那样的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色彩。”

此书后来在中国的成功，可以说是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来自故国读者的热情回应，更加坚定了黄仁宇对自己“大历史观”的信心。因此，他特意在《万历十五年》中文版中加入“《<万历十五年>与我的大历史观》一文，以洋洋万言详述自己的理论。

在中国，治史的文人们一直将司马迁的名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奉为圭臬，“大历史”在这里不会水土不服，更何况在黄仁宇在美国学术界沉浮多年，这似乎让他的“大历史观”中表现出来的中西交融更有说服力。可能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该书英文版没有刻意强调这一点，但是L.卡林顿·富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给英文版《万历十五年》的序言中写道：“历史学家重新检讨过去的错误，以期为将来提供前车之鉴；但同时也提醒读者，要保存必要的有价值的事物。由此推测，中国应当利用东西方的经验。历史学家因之有必要将所有的资料，全盘托出。这正是黄仁宇先生所做的事情。”这简直就是用英文解释了一遍“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当然，这本书的成功也离不开历史的进程。80年代初，距“文革”结束不久，日后中国思想界的中流砥柱还处于成型期。脸谱式的人物研究，千篇一律的事件分析，让很多人颇感迷惘，找不到新的出路在哪。《万历十五年》的问世，在当时确实如醍醐灌顶，不仅让人们见识到了历史书还可以有如此新颖的题材和写法，甚至还是其中一些人的学术处女作模仿的对象。从那时直到90年代初，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公开推荐《万历十五年》，由此开始了此书在国内的第一个流行高潮。1992年，三联书店把黄仁宇的另一部专著《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放在“海外学人丛书”中出版，时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沈昌文亲自到美国拜会黄仁宇，商谈出版其系列著作的事宜，经过多方协商，三联书店也得到了《万历十五年》的版权。1997年，三联书店版《万历十五年》正式出版。由于三联版在该书的纸张、开本、封面设计上花了不少心思，使得这一版本很快占领了市场，到2008年为止，三联版的《万历十五年》销售业绩累计高达42万册。

“浪漫骑士”王小波对《万历十五年》一书的评价颇为贴切地总结了八九十年代的人对这本书的感受。王小波说，《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好书。尽管在他看来，黄先生在书中提倡的“数字化管理”在现实当中完全行不通。然而“它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前辈——古时候的读书人，或者叫做儒生们——是怎样做人做事的。古往今来的读书人，从经典里学到了一些粗浅的原则，觉得自己懂了春秋大义，站出来管理国家，妄断天下的是非曲直，结果把一切都管得一团糟。……万历十五年是今日之鉴，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之鉴，我希望他们读过此书之后，收拾起胸中的狂妄之气，在书斋里发现粗浅原则的热情会有所降低，把这些原则套在国家头上的热情也会降低。少了一些造罐子的，大家的日子就会好过了。”对那一代的普通读者来说，青年时代的激情过后，人生似乎只剩一片混沌，而《万历十五年》在国内面世恰好打开了他们的眼界，提醒他们要更理性更平和地面对这个世界。

2025-08-04，黄仁宇去世。国内又掀起了阅读其作品的高潮，不过到了这一时期，质疑的声音也开始此起彼伏。《万历十五年》首当其冲成了许多学者批评黄仁宇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先是中国哲学学者潘叔明、许苏民就黄仁宇在书中对李贽的著作误读择要举证辨析，并认为造成如此误读的原因在于黄的学术偏见支配了他对史料的失实处理（《<万历十五年>对李贽著作的误读》《东南学术》2002年第5期）。接下来是来自历史学界的发难，明史专家陈梧桐认为黄仁宇的历史观深受亚当·斯密和马克斯·韦伯的“中国停滞论”影响；而且在历史研究的程序上有“以论代史”这个毛病，这都使得他的研究成果极为不严谨。

除了学术观点的交锋，这时还出现了一些点评黄仁宇个人生平的文章，比如葛兆光《黄河依旧绕青山》（《读书》2003年第12期），王春瑜《锁忆黄仁宇》（《纵横》2004年12），尽管可能免不了一些“文人相轻”的色彩，但也有助于读者对黄仁宇其人其书建立全面客观的评价。

抗战时期， 黄仁宇作为国民党陆军下级军官，从柳州赶赴重庆。当他发现军用车辆和资源委员会的卡车运送某些高官的私人物品时，非常生气。多年后，身为历史学家的他，希望从深处探究，寻找中国近代屡遭侵略的终极原因。他把时间线提到两百八十多年以前，以明末政治状态，作为解释他一生苦苦追求的问题答案。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围绕着张居正和申时行展开详述的文官集团，只是他对近代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律”这一观点的论据而已，但谁会想到，到了2017年，因为一部热门电视剧，《万历十五年》俨然被包装成了一部官场指南而重新进入畅销书排行榜。倘若泉下有知，这位个性刚烈的老先生会不会用湖南乡音喊出一句：“蠢不带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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