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詹姆斯· C. 斯科特  译/田雷】

在早期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为了处理劳力、谷物、土地和配给的计量单位，某种方式的标准化和概念化就是必须的，且构成了一整套的操作。要实现上述的标准化，早期国家必须发明出一套标准的命名法，将所有基本的类别包括进来，比如收据、施工指令、劳役通知等——而这一过程，是通过书写或文字来完成的。起草一部成文法典，并适用于整个城邦境内，就取代了地方上口头的裁判，而且成文立法本身就是一种消弭距离的技术，其力量可以支配早期国家并不广远的国土范围。

针对耕田、耙地或播种这些农业劳作的任务，国家发展出了劳动的标准，某种类似“工分”的设计也被创造出来，显示出工作分配中的任务履行或拖欠。对于鱼、油和纺织物来说，分类和质量的标准也有了详细的规定，以纺织物为例，就是通过重量和密度来进行区分的。至于牲畜、奴隶和苦工，也通过性别和年龄加以分类。即便国家此时仍处在“襁褓”之中，它的占取之心就已显露出来，总在设法从所占有的土地和人口处汲取更多的资源，而对于国家而言至关重要的“统计学”也已经浮现出来。这种严格控制的努力虽思之令人惊叹，但至于它在田间地头又要如何落实，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至于文字出现在中国的黄河沿岸，还要再等上至少一千年。中国的文字可能始于二里头文化区，只是没有证据遗存下来。举世闻名的中国文字出现在商代（约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考古学家发现了用于占卜的甲骨文。从那时起，经过战国时期（约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中国人一直在使用文字，尤其是用于国家管理的目的。不过只有等到声名显赫、锐意改革但却昙花一现的秦代（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6年），才能最清楚地看到文字和国家建构之间的联结。

云梦睡虎地秦简资料图，图自《国家宝藏》

中国的秦，就像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第三王朝，作为一个政权，它追求系统化，迷恋秩序，展示出一种宏大至极的愿景，要实现国家资源的总动员。至少在书面上，秦的雄心壮志一览无余。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索不达米亚，追究文字的起源，它从一开始就不是表达语音的某种方式。

对于秦来说，要追求标准化和简略化，就要先完成一项工作，通过改革将书写文字统一起来——最终，秦政权删消了四分之一的表意文字，使字的笔画更为平直，并将其推行到国土的全境。由于中文的书面文字并不是某种方言语音的抄录，所以中文与生俱来就有某种普遍性。如同别处的早期早成国家，秦所推动的标准化的过程，也适用于铸币以及度量衡的单位，以之丈量土地，称重谷物。之所以这么做，目的在于废除大量原属地方的、各国间不相容的度量衡惯例，如此一来，中央的统治者才能史无前例地看清楚他的国家，知道他手中掌握的财富、物产以及人力资源。

秦的理想不只是成为一个强大的邦国——只要偶尔向周围一些半独立的卫星市镇索取贡品，也就心满意足了，而是创造出一个大权集于中央的国家。到了汉代，宫廷历史学家司马迁回望历史，就赞赏了商鞅在秦的成就，将秦王国变成了一部质朴的战争机器：“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后来，就连劳作的规范以及工具也被标准化了。

商鞅戟，图自上海博物馆

早期国家处在列国的包围中，所面对的环境是区域性的军事竞争，故而当务之急就是在自己的领土上压榨出尽可能多的资源。这就意味着，要尽现有技术条件之可能，建立起一份尽可能完整的资源详目，并随时更新。对于国家来说，能象征其权势的，不仅是为数众多且不断增长的人口，还包括细致的家户登记，后者便于征收人头税以及征兵。战争中抓来的俘虏，都被安置到距离宫廷不远处，各种管理也限制人口的流动。说起早期农业王国，它们招牌式的治国之道就是让人口留在原地，防止任何未经授权的迁徙。对于税务人员来说，人口的流动和分散是件头疼的事。

让收税官员欣慰的是，土地幸好不会移动。然而，由于秦承认私人对土地的所有，国家就要进行详尽的地籍调查工作，在每一块庄稼地与某一位所有者/纳税人之间建立起联结。根据土壤质量、播种作物以及降雨量的差异，国家对土地进行分类，这样一来，税收官员就能估算出一块地预期的产量，然后得出它的税率。按照秦的税制，还规定了对生长中的作物进行年度的评估，如此就可以根据实际的收成来调整税负，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

行文至此，我们都在关注国家官员的标准化努力，他们意图通过书写、统计、普查和度量衡，摆脱此前纯粹的掠夺行径，转而以更理性的方式去汲取属民的劳力和食物资源。早期国家总在进行种种努力，塑造所辖国土的地貌，使其更富饶、更可识别，也更适于资源占取，在种种举措中，度量工程或许是最重要的，但却不可能是唯一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