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背景下，总理艾哈德做出了一个令很多人感到意外的决定：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他认为，作为对纳赛尔邀请乌布利希的回应，西德必须放下之前十年里所持有的“患得患失”和“首鼠两端”的心态和做法，堂堂正正地坚持“哈尔斯坦主义”。

艾哈德1967年访问以色列

艾哈德这回的确牛了一把，但同时也不得不吞下“苦果”：两个月后，十个阿拉伯国家不仅宣布承认民主德国（虽然没有立即互换大使），而且还抢先一步，不等西德实施“哈尔斯坦主义”就主动与波恩断了外交关系。

这个“苦果”实际上还远未结束：1972年慕尼黑夏季奥运会期间，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在德国的土地上绑架并杀害了11名以色列代表团成员。

（西）德以关系，在经历了从绝对排斥、痛苦的钱财交易、艰难的社会心理调适，到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在危机中验证其价值的过程后，终于完成了从“赎罪”起点向一种基于现实利益和战略互需的特殊双边关系的初步转变。

东德对以政策的演变

二战后，在战败的第三帝国土地上出现了两个德意志国家：由英法美占领区结合而成的联邦德国（西德）和苏占区派生出来的民主德国（东德）。

这一历史背景决定了，无论是西德还是东德，它们对以色列的态度都折射了冷战时期的思维逻辑和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利益取舍。

开始时，苏联期望具有强烈社会主义传统的以色列会成为自己的盟友。1956年以色列遭到阿拉伯联军进攻时，苏联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向其提供武器。

作为苏联的主要盟友，民主德国中央委员会也曾发布公告表示，德国人在战争及其后果上负有部分责任。新政权旨在彻底改变这个国家，摧毁法西斯主义的基础，从而永久消除战争危机。

国家官方的反法西斯主义立场使许多犹太知识分子选择在苏联控制区和早期的东德定居，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如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东德国歌作曲者汉斯·艾斯勒（Hanns Eisler）、作家斯特凡·海姆（Stefan Heym）、布莱希特的妻子、演员海伦娜·魏格尔（Helene Weigel）以及小说家阿诺德·茨威格（Arnold Zweig）等。

从1948年4月开始，东德与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代表建立官方联系。然而，随着反希特勒联盟的瓦解和冷战局势的形成，原来的盟友变成了敌人。1950年代，以色列在朝鲜战争中支持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所以被东德认定为敌对方的一员。

在战后赔偿问题上，东德坚持以正式承认东柏林政权为先决条件。在纪念反法西斯方面，东德主要聚焦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抵抗者，突出自己是反法西斯的继承人，而将法西斯政权的主要受害者犹太人边缘化。

1952年布拉格的“思兰斯基审判”。思兰斯基（前排左二）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犹太人。

当斯大林不再认为犹太人是自己的天然盟友后，苏东集团内部掀起了一波波“清洗”浪潮，只不过不是以“反犹主义”，而是以“反犹太复国主义”（针对以色列）的名义，如发生在苏联的“医生案件”（?rzteverschw?rung）、捷克斯洛伐克的“思兰斯基审判”（Slansky-Proze?）等，导致不少犹太籍人士逃亡。

为了对抗西德推行的“哈尔斯坦主义”政策，东德开始通过建立与阿拉伯以及“不结盟运动”国家的关系来打破孤立；而要赢得阿拉伯国家的承认，支持巴解组织（PLO）和反对以色列便成为必不可少的“投名状。东德在武装和培训巴勒斯坦人方面非常积极，以色列则以”未承担纳粹罪责且公开支持敌对方”的理由反对民主德国加入联合国。

戈尔巴乔夫推动苏东内部改革开放后，东德曾试图通过改善与犹太组织及以色列的关系来缓和与美国的对立。只是，此时的民主德国气数已尽：1989年，柏林墙倒塌；第二年，两德重新统一。

以色列的安全和存续是德国的“国家理性”（Staatsr?son）

在德国，凡涉及德以关系，常见到的一个概念是“Staatsr?son ”。这是一个德语合成词，由“Staat”（国家）和“R?son”（理性、明治、合理）组成。此概念在中文中有个“约定俗成”的译法，叫作“国家理由”或“国家理性”。但是，如果不做必要的解释，在德以关系的语境中简单套用这个译法，会让普通华文读者感觉语焉不详或高深莫测。

从历史渊源来说，这个政治思想概念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代的两位重要人物及他们的两部代表作：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和博泰罗的《国家理性》。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Il Principe）

两人均才华横溢，但思想理论方面 —— 起码在这个论题上 ——却相互对立：博泰罗认为，国王的权力必须建立在臣民某种形式的认同之上，而且国王必须尽一切努力赢得人民的喜爱和钦佩，做一个公正的君主。马基雅维利则强调，君主不仅不必具备各种美德，为了“不让国家灭亡”，必要时甚至可以不避讳“恶行”。

“国家理性”理论在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颠覆性意义。德国历史学家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称其为突入现代政治体的一个“异物”，拉开了“中世纪”和“现代世界”的距离；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则将其比作哥白尼的“日心说”，而意籍美国哲学家维罗里（Maurizio Viroli）更是声称其兴起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和意识形态革命”。

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国家理性”的出现与西方现代早期的“理性化”进程密切相关，意味着式微和衰落的“道德理性”和“公民理性”最终被“工具理性”所取代。从特定的角度去看，“国家理性”与中文里的“识时务者为俊杰”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德以关系的语境中，“国家理性”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鉴于对历史罪责的忏悔而制定的基本国策。它包括 “道义”和“手段”两个层面的含义：1）优先考虑和坚决捍卫以色列作为国家的安全和存续权利；2）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可以不惜违背“公理”和容忍“恶行”。

在德国政客的公开表述中，我们主要听到的都是前者；而在具体操作中，我们也能观察到后者的踪迹（如包容以色列在加沙的非人道行径）。这导致公众和舆论习惯用前者来评判本国政府的对以政策，而难以理解为何一而再三包容以色列的“过度自卫”和“反人类行径”。

其实，按照马基雅维利的逻辑，为了国家利益去包容、纵容，甚至实施“恶行”正是“国家理性”的一个重要内涵。

2008年默克尔在以色列议会发表讲话，表示以色列的安全和存在是德国的 “国家理性”AP

2025-08-04，默克尔在就任总理后的第三年正式访问以色列，并受邀在议会（Knesset）发表演讲。其中有一句话成为德以关系中的经典：“德国承担的历史责任是我国‘国家理性’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作为联邦德国总理，我绝不会将以色列的安全作为谈判条件。”

这个关键词及之后的反响让人误以为默克尔提出了德国外交政策的一条全新指导原则，并期待德方会出台一系列对以的新举措。其实，它只是演讲稿的撰写者从政治学工具箱里倒腾出来的一个“旧玩意儿” ，不过是旧词新用罢了。默克尔本人也明确表示并无意传递任何新意，她说：“我之前的每一届联邦政府和每一任联邦总理都承担着德国对以色列安全的特殊历史责任。”

不过，默克尔在克奈塞特的演讲中使用“国家理性”这个概念的确有“首创”之嫌，而且，她的话术也并非空洞无物，是有以下几个重要内涵的：

一、双边层面：承担军事支持义务

如前所述，德以军备合作可追溯至上世纪50年代初。德国开始向以色列提供军备以秘密方式进行（如通过意大利转运等形式），通常由德方负责大部分甚至全部费用（有点类似当下对乌克兰的军援）。从国内政治层面来看，此类军备供应争议较少，这也是默克尔在演讲中强调的国内政治“共识”。

德国公众真正开始关注对以输送军火是在1991年：时任总理科尔决定向以色列交付六艘潜艇，此举的背景与第一次海湾战争有关。当时萨达姆·侯赛因用导弹袭击以色列，而伊拉克的化学武器库被曝是由德国企业协助建成的。因此，德国决定帮助以色列提高海基威慑能力，保障其二次打击能力。除此之外，两个国家军队的培训合作也持续深化，2008年双方签署了“德以互训协议”，

二、地区层面 I：促进地区和平

“国家理性”亦被称为“默克尔原则”，其宗旨之一是努力为以色列营造安全的地区环境，缓解阿以紧张关系，实现长期和平。具体来说，就是促进以色列和阿拉伯邻国在区域贸易、环境保护、交通基础设施等多领域的合作。

在过去几十年中，德国积极参与众多国际和平倡议。譬如，2002年，德国前外长菲舍尔为激活巴以和平进程提出的“七点计划”；德国提出设立由美国、俄罗斯、欧盟、联合国组成的所谓“中东四方”机制（Nahostquartett）；2014年夏为终结“加沙战争”进行停火调解工作。

鉴于巴以谈判屡屡失败，加之冲突地区十分糟糕的民生状况导致局势不断恶化，德国政府对巴勒斯坦的财政支持也被视为保障以色列安全的一个方面。这也是德国在资金、基建、文化、教育和危机预防等方面长期援助巴勒斯坦的原因之一。

此外，德国在2006年9月派出百余名士兵参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UNIFIL）的海上任务，阻止向真主党等恐怖组织运输武器并控制海上通道，以此来缓解该区域的紧张局势，增进信任，维护以色列安全。

当然，德国推动阿以和平的努力不仅仅是为了保护以色列安全，也是为了使德国外交获得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宽广的国际空间。所以，长期以来，德国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左右逢源”，拥有不小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