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您能否就稳定币在商贸、监管等领域的影响提出一些技术性建议呢？

杨长江：稳定币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观察。首先，在虚拟金融世界和链上金融空间这一主要层面，我相信相关需求在未来几年有望迎来爆发式增长，相关法律会随之逐步推进，相关试点也会随之推开，大量现实资产会搬到链上。但这一过程同时也会隐藏着重大金融风险。由于当前监管手段仍然滞后，金融创新和风险管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未来不排除出现较大冲击。

至于在链下场景中，我们的判断是，稳定币等新型工具有望加速变革传统的国际结算模式，逐步淘汰以往传统的、高成本的国际结算方式。这一变革进程将非常迅速，涉及的创新不仅限于稳定币本身，也包括其他多种路径数字货币的同步落地。

结算成本的明显降低，不仅会对全球贸易产生深远影响，有效促进贸易增长，也将为中国带来重要利好。这正是稳定币影响的核心所在。

观察者网：针对美国加速推进美元稳定币，不少人担心，如果我们不加速入局，会让全球资产定价再度美元化。有学者就提到了美国可能会计划借助稳定币开启布雷顿森林体系第三阶段。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杨长江：我认为美国的想法其实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准确地说，美国是想掌控下一代的金融空间、获得未来时代的链上金融主导权，形成一个以美元为核心、统一的链上金融空间。

这种面向未来的金融空间天然具有全球性，现在绝大多数的相关货币交易都是以美元为载体的，所以美国认为，必须抓住这次迭代的机会，只要能够掌控数字金融空间的未来，就等于掌握了金融的未来。至于是否称之为“第三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美国要通过这种方式主导未来的金融格局。

现在美国为了应对央行数字货币打出了稳定币这张牌，我认为中国的应对可以概括为十六个字：冷静观察、积极应对、加强合作、引领规则。

LUNA币暴雷影响巨大

首先是冷静观察，就是我们要对加密货币的发展保持冷静，因为数字加密货币有多种路径。比如算法型稳定币最终就崩溃了，现在主流是以法定货币抵押的稳定币。除了这两者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稳定币，这一切都还在发展阶段。现在的USDT也未必是稳定币的终极形态，未来还可能出现更优质的稳定币。所以第一步是冷静观察。

其次是积极应对。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将所有数字加密领域的事物一概视为金融诈骗或投机，更不必采取赶尽杀绝的态度，因为这其实未必符合中国的整体利益。我们需要积极探索各种试点的可能性，尽早布局新的方向。

我们可以观察到，在美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和博弈分析中，很少讨论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如果中国也推出稳定币，会产生什么结果？

其实，中国的稳定币在现实贸易中完全有应用场景，大量“一带一路”国家金融体系不完善，这恰恰是一个极具潜力的稳定币应用市场。这样的特征和中国的贸易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相结合，会为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国际影响力拓展带来很大空间，这一点过去是没有被充分发掘的。

第三个点是加强合作。从数字货币发展看，美国在整个过程中展现出了一种自私自利、破坏性极强的霸权特性。它根本不考虑其他国家，只想把其他国家都束缚住。

中国在这方面应该采取团结的策略，尤其要和全球南方的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一起行动。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等方面，与我们有着共同的现实压力，因此能够感同身受。我们要推动更多国家关注数字金融的规则问题，让中国能够在起跑线上有更好的位置。同时因为欧洲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和美国存在分歧，我们也要加强与欧洲的对话和合作，形成合力，共同发声，这就是“加强合作”。

最后，我们要引领规则。我们绝不能沦为看客，而必须成为规则制定者，避免被排除在规则之外。一开始我们就要主动推动全球合作，积极参与关于稳定币和数字金融的全球对话，参与到规则制定当中，要从我们的立场出发，强调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而不是让虚拟金融空间变成纯粹的投机自娱自乐。规则制定上要敢于引领。

观察者网：香港《稳定币条例》于8月1日生效，这普遍被认为是中国正在试水稳定币，并将在之后试水人民币稳定币的信号。从您的角度看，我国会在数字货币这条路上怎么走下去？中国以“资源绑定+离岸试点”推进人民币稳定币，能否突破美元体系下的货币替代困境？

杨长江：在一个月前讨论稳定币时，我就提出过一个观点，就是中国应对美元稳定币挑战的策略应该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我们目前已经在央行数字货币的跨境支付试点、特别是在国际合作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成果。我们要珍惜这些成果，推动央行数字货币在真实场景中的落地应用，加强企业间合作，推动央行数字货币的实际使用。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积极布局人民币的稳定币。当然，这一布局在初期肯定还是要以试点为主。现在香港正在推动港币稳定币，而且在现有的港币稳定币试点方案中，在一些制度设计方面，港币稳定币与美元的关系并非完全绑定，这也为未来人民币发挥作用预留了空间。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尽快在香港推动人民币稳定币的试点。

稳定币是虚拟空间中的一种基本计价货币，这与当前中国强调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向并不完全契合，因此在香港发行稳定币有先天优势。但稳定币也具有实体属性，即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并能在现实世界的贸易结算中发挥积极作用。

所以我认为，面对稳定币的双重属性，香港和上海应各取所长，香港侧重于稳定币的虚拟属性和其在虚拟金融空间的产品创新；上海则可以探索现实属性、发挥其对真实世界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离岸市场的国际结算中开展试点。

SWIFT系统已经暴露出越来越多不足

此外，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在岸市场推行人民币稳定币呢？

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改革风险和压力，比80年代初要小得多。80年代初国内基础薄弱、技术落后，内外落差极大。在当时的背景下，我们允许出口企业保留部分外币、持有美元。这样企业未来还可以用于出口、进口或转让给其他企业。当时直接让企业持有美元，风险有多大？但是我们依旧过来了。

今天我们即使在岸市场上推出稳定币，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恐怕也不会超过80年代初企业持有美元的那种风险。所以我认为，我们存在使用人民币稳定币的空间。我们可以让一些有资质的大型出口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试点允许其以一定比例（比如10%）持有稳定币，这样的风险是可控的。

实际上，据我们掌握的各种报道和调研，稳定币已经在贸易应用中存在，规模也不算小，那为什么不可以适度放开呢？所以在当前的改革中，一方面我们要胆子大一点，另一方面又要高度重视风险，只要平衡好两者，就能更好地应对稳定币带来的挑战，在发展过程中争取到一个比较有利的局面。